“奥密克戎”恐慌背后: 疫苗民族主义回旋镖, 扎在谁身上?
本文认为，当前全球抗疫未能体现充分的国际合作，疫苗民族主义是疫情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疫苗民族主义主要源于“西方中心论”、极端民粹主义、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的脆弱性。作者强调，疫苗民族主义已上升为国家间的博弈，严重阻碍全球抗疫进程，未来或进一步加剧全球疫情的恶性循环，引发全球地缘政治对抗，拖延全球经济复苏，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以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世界民族》，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新冠疫情下疫苗民族主义的缘起、表现及其影响
文｜罗圣荣、赵祺、张新
来源｜《世界民族》
▲ 图源：CCTV4
截至2021年5月16日，新冠疫情已造成全球近1.62亿人感染，336万人死亡，人类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生产、分配给全球抗击新冠疫情带来了曙光。然而，正当全世界对疫苗翘首以盼之际，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却对国际道义与国际责任置若罔闻，在疫苗的研发、生产、分配上大做文章，阻碍全球疫苗资源合理分配，滋生一股民族主义之风。种种迹象表明，疫苗民族主义不仅对全球疫情防控造成严重消极影响，亦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带来诸多挑战。
在全球亟待加强抗疫合作的背景下，疫苗民族主义何以悄然兴起? 有何具体表现和特征? 其对于全球抗疫合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将产生哪些影响? 目前，学界虽然对上述相关问题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于阐析疫苗民族主义的外在表现，并未透过现象探究疫苗民族主义的本质。基于此，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不仅有助于厘清疫苗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把握疫苗民族主义的表现、特征及其影响，也有利于研判未来全球抗疫形势，推进全球抗疫合作，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 疫苗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疫苗民族主义（Vaccine Nationalism）无疑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次生形态。因此，厘清疫苗民族主义概念与内涵，有必要从“民族主义”追本溯源，才能建构起比较全面的认知。
民族主义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认为“18世纪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开端，其中以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为主要标志”。法国的《人权宣言》明确提出所有的主权来源，本质上属于国家（Nation）。早在19 世纪中叶，民族主义就已经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术语，并通过各种途径逐渐传播到整个欧洲和世界各地，在构建欧洲和世界历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两个多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始终是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议题，但学界对它的定义、内涵及外延并未形成统一认识，至今依然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状态，也有学者认为是一种政治运动。例如，朱伦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工具性的意识形态，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是国际交往的基石”。王联强调，“民族主义是以国家（Nation）为中心的主义，这个国家是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的近代国家，也是民族主义与国家关系的理论源头”。美国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指出，“民族主义在所有国家和整个历史时期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且取决于它所根植的不同地区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结构”。让·弗朗索瓦·斯塔萨克（Jean-François Staszak）对此进一步总结，“广义上，民族主义是在整个价值系统中将民族的个性放置于一个很高的类似于爱国主义的位置; 而狭义上，民族主义则意味着一种特别过分和夸张且强调民族价值的倾向。”总之，不管民族主义的外形如何演化，其本质仍然是对本民族地位和利益的关切，对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的依赖与重视，并以追求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己任。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疫苗民族主义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相互激荡下，民族主义与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配的深度融合，旨在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来实现本国疫苗的绝对优先，并无视和破坏全球疫苗公平合理分配的政治运动。从外在表象看，疫苗民族主义表现为本国疫苗绝对优先的个体本位主义做法; 从内在本质看，疫苗民族主义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经济博弈色彩。
2 疫苗民族主义的缘起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大流行疾病与全球性的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有着关联。此次新冠疫情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疫苗民族主义，既是西方极端民族主义的映射和延伸，也是西方国家对当前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回应。疫苗民族主义的缘起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需置于西方文明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社会的现实情势中加以综合考察。
(一) 民族国家间利益冲突
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疫苗民族主义出现的根源。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认为，“只要世界政治还是由民族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设定了一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决定了国家的行为规律。国家利益主要包括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制度、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保卫国家特性四个层面。新冠疫情暴发后，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部分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各种手段抢占有限的疫苗资源。
就保障国家安全来说，此次新冠疫情不仅关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安全与政权稳定，也正严峻地考验着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能力，甚至很可能引发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因此，能否及时有效地向本国民众提供疫苗，是应对和处理此次新冠疫情危机的关键，也是凸显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力量和维护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路径。
就恢复国家经济发展而言，此次新冠疫情也加速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和霸权危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和自信遭到严重打击。在此情形下，西方发达国家重塑全球资本优势的关键，既非政府出台各种经济刺激政策，更非寄望于提升生产力，而是加快疫苗接种。疫苗接种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确保其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更是其恢复全球领导力的先决条件。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抢夺疫苗研发主导权，囤积过量疫苗，旨在排除恢复经济中的最大不确定性，争夺经济增长先发优势，重塑其全球资本话语权。
(二) 西方民粹主义再度抬头
民粹主义再度抬头是疫苗民族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帕斯特（Pastor）和韦罗内西（Veronesi）认为，“民粹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反全球化，民粹主义者总是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而非国际合作，推崇保护主义而非自由贸易”。在国际社会中，民粹主义是西方近代史上的常客，常常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伴随。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政治思潮已经出现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之势，从特朗普上台到英国脱欧，再到荷兰、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大选，均表明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近年来，在西方国家中，民粹主义进入新一轮高潮期，在扰乱建制派政治的同时，不断炮制相关理论，呈现出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合流的新趋势。
此次新冠疫苗民族主义的生成，同样离不开民粹主义的长期影响。国际社会中历次出现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因其广泛的影响范围和深刻的危害程度，削弱了各国对国际团结的支持。加之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严重不足，激化了部分国家潜伏的民粹主义思潮。在民粹主义的蛊惑下，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公开质疑国际组织的公正性，刻意渲染疫情，超量预购囤积疫苗，排斥外来疫苗，拒绝国际援助。这种漠视他国正当利益，不惜损害他国乃至牺牲他国利益的疫苗民族主义，其实质是民粹主义的一大外在表现。
(三) “西方中心论”根深蒂固
“西方中心论”是疫苗民族主义泛起的思想基础。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不断提升，海外殖民扩张活动取得巨大成功，踌躇满志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世界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个彼此割裂的社会阵营，并逐渐形成一种优越感，即“西方中心论”。直至今天，“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仍然存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宣称“西方的民主文明将传播到全世界”。此次新冠疫情期间，疫苗民族主义即是“西方中心论”最好的注脚。“西方中心论”建立在国家综合实力的比较之上，代表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领导地位。二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以其国家利益为导向，建立起一套延续至今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利用其军事和经济优势，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积极实施民主输出，将这些国家纳入现行国际秩序，并最终接受其主导的全球经济管理体制、市场法律和政治体制模式。在全球抗疫进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疫苗民族主义，明显带有天然的“官模”印记，旨在利用疫苗来延续和维护其在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换言之，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会甘于沦落到历史浪潮中的边缘地位，控制全球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配是护持其霸权的必然选择。
(四) 世界卫生组织脆弱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 的脆弱性是疫苗民族主义形成的外在因素。追本溯源，从全球卫生组织的诞生发展到今天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国际组织，按理可以整合各国力量，凝聚全球共识，有效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但新冠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在加强信息沟通、减少不确定性和寻求利益共同点方面，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表明世界卫生组织仍然无法很好地发挥全球抗疫的领导作用。
作为国际卫生领域中最重要的治理机制，世界卫生组织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是世界卫生组织与主权国家无法彻底割裂。世界卫生组织管理阶层系由各国派遣，并无独立的话语权，这导致其除了道德劝说之外，没有任何权威来强迫任何国家启动规划、坚持计划或战略，或为其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功能弱化与大国资本加强挟持力度也息息相关。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世界卫生组织的财政支出入不敷出，财政危机频发。世界卫生组织曾建议增加各成员国的会费，缓解财政危机，但遭到美日等西方大国的断然拒绝。由于决策权缺失，大国利益冲突又削弱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约束力和效力，导致世界卫生组织无法解决全球疫苗合作中的冲突与分配不均问题，更无法阻止民族主义在疫苗分配方面的极端化发展。此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脆弱性。
3 疫苗民族主义的表现及特点
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世界各国需要加强人道主义援助，保护人权，促进全球新冠疫苗公平合理分配。然而，全球抗疫并未体现出世界各国的团结、合作与共赢，反而彰显了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以邻为壑的疫苗民族主义。
(一) 疫苗民族主义的表现
首先，抢夺疫苗研发主导权。作为人类抵御新冠病毒最有效的一道防线，越早获得疫苗就越有可能率先回归正轨。因此，新冠疫苗的研发成为世界各国备受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公布新冠病毒遗传信息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围绕疫苗研发主导权的竞赛也拉开了帷幕。譬如，2020年3月，美国与德国就围绕一家制药企业展开了“争夺战”。为了让美国率先拥有新冠疫苗，特朗普政府试图以十亿欧元收买德国疫苗科威瓦克（CureVac）公司研究人员，以专为美国研制疫苗。随后，2020年5月，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急切宣布启动“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计划，斥资 120 多亿美元，为提前开发新冠疫苗提供支持。此外，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也纷纷加入这场疫苗研发争夺战。在疫苗民族主义影响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都企图买断他国企业研制的新冠疫苗所有权，控制疫苗生产专利，抢夺疫苗研发主导权。
其次，控制疫苗原材料自由流动。疫苗生产是一个复杂过程，涉及提纯原料、添加稳定剂和防腐剂、分装成小瓶或注射器等不同流程。此外，疫苗生产供应链一般是全球性的，通常由不同国家专门负责特定的生产环节。对于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而言，除了要缜密安排从疫苗的研发到生产、分销的各个环节外，确保原材料供应才是关键。然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优先确保本国民众疫苗需求，企图控制疫苗生产原材料的自由流动，导致全球疫苗生产供应链受阻。如美国搬出朝鲜战争时颁布的《国防生产法》，对疫苗生产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此举几乎完全阻断了疫苗生产供应链，给其他国家的疫苗研发和生产带来巨大冲击。然而，正如印度生物 E 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希玛·达特拉（Mahima Datla）所披露的，“美国供应商因《国防生产法》不能执行全球客户订单，不仅难以扩大自身新冠疫苗生产规模，还将严重阻碍全球疫苗生产”。
最后，囤积过量疫苗以保证本国绝对优先。特朗普任期内，美国为保证“美国人优先获得疫苗”，不惜斥重金从辉瑞制药公司、强生公司和莫德纳公司等多家企业，抢订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多款疫苗。拜登执政后，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优先”路线，上台后立即宣布增购1亿支强生公司疫苗，以防疫情出现“意外挑战”，并强调只有实现美国全民接种疫苗后，才会正式启动对外援助。根据杜克大学全球健康创新中心追踪数据显示，早在2021年1月，发达国家已确认购买疫苗剂量总数超42亿剂，占全球确认购买疫苗总和的58% ，其中，美国预购的疫苗，覆盖其200% 的人口。按照为每位美国人订购一份疫苗计算，将有大量疫苗或被闲置。不仅如此，在新冠疫苗的采购和分配上，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龃龉不断。2021年1月下旬，英国疫苗生产企业阿斯利康宣布，对欧盟第一季度的疫苗供应将减少约 60% 。欧盟怀疑阿斯利康此举是受到了英国政府的施压。随后，3月20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对此做出强硬回应: “欧盟保留禁止阿斯利康出口疫苗的选项，阿斯利康必须先完成与欧盟的合同，然后再交付其他国家。”
(二) 疫苗民族主义的特点
其一，疫苗分配严重不公平。就国家而言，虽然本国利益至上的疫苗民族主义，既有利于保障国家稳定和发展，也有助于激发国家认同，但是在全球共同抗疫的背景下，疫苗民族主义所倡导的本国绝对优先，不仅在道义上令人难以接受，更是一种低效的抗疫行为。受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疫苗民族主义政策影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疫苗采购量差距明显。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2021年前100天内，全球共接种7亿新冠疫苗，其中超过87%的接种集中在高收入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低收入国家只占0.2% 。在高收入国家中，平均每4 个人中有接近1人接种了疫苗。但在低收入国家，每500 个人中仅有1人接种了疫苗。长远来看，随着西方国家疫苗民族主义不断发酵，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或出现人为的“疫苗鸿沟”。
其二，疫苗分配的排他性。新冠病毒全球蔓延加剧了疫苗的需求，公平合理分配疫苗成为全球抗疫的关键。西方发达国家理应积极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全球公共产品。然而，在疫苗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制订排他性的疫苗标准，对本国疫苗和外来疫苗区别对待，甚至拒绝和排斥外来疫苗。具体而言，在抗击疫情和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配等诸多环节中，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为主要是出于维护本国疫苗的绝对优先，忽视“他者”的生存和发展。譬如，在印度第二波疫情告急之后，印度媒体和官员先后出面呼吁美国放宽新冠疫苗原材料出口，以提高印度疫苗产量，但美国公开婉拒印度的请求。显然，疫苗民族主义意味着对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其他任何个体，势必排挤其他民族接种疫苗。当前在疫情威胁不减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排他性的疫苗分配政策，破坏了疫苗应有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
其三，疫苗分配的政治化。在疫苗民族主义影响下，新冠疫苗的分配和接种已经超越公共卫生合作框架，成为西方国家争夺地缘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的重要砝码。一方面，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企图以疫苗作为外交筹码，利用其稀缺性扩大和提升与特定国家的关系。例如，2021年3月12日，在美、日、印、澳举行的第一次领导人峰会上，美国联合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组建“疫苗联盟”，并毫不隐讳地宣布“四国将在2022年末之前向亚洲提供至少10亿支疫苗，以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将中国积极对外援助和供应疫苗政治化，散布所谓“中国疫苗外交”谬论，意图阻止中国开展国际疫苗合作，离间中国对外关系。疫苗分配已成为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工具，不仅暴露其企图削弱和抗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企图，也暴露其遏制中国发展的地缘政治目的。
▲ 最先报告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非洲大陆，其疫苗接种率远远低于其他大洲。图源：our world in data
4 疫苗民族主义的影响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的相互交织下，部分西方国家无视全球协调合作，极力抢夺疫苗研发主导权，限制疫苗生产原材料自由流动和囤积过量疫苗，奉行本国绝对优先的疫苗民族主义，不仅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安全稳定造成负面影响，而且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带来诸多挑战。
(一) 疫苗民族主义引发全球疫情恶性循环
新冠疫苗的成功研发，给国际社会正常化带来了希望，然而部分西方国家的疫苗民族主义反其道而行之，致使一些国家无法接种疫苗。疫苗接种已经证明可以有效提高群体免疫力，阻断新冠病毒传播链，但仅有西方发达国家接种疫苗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表明，新冠病毒的传播力远远超出了此前的预估，这意味着病毒会继续在未接种疫苗的发展中国家蔓延。在已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能排除疫情复燃的可能性。近期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疫情相继反弹，已经初步证明了这种判断。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任由新冠病毒蔓延，将进一步加大病毒变异的概率，最终酿成“逃逸”突变。而这种突变可使新冠病毒规避免疫反应，突破现有的疫苗防护，引发新一轮的传染。
目前，印度出现的多突变病毒即为有力例证。尽管发达国家不断强化措施，严格出入境管理，但疫苗民族主义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疫情失控，并最终外溢“倒灌”。牛津大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博士罗斯林·雷麦斯-马丁(Ｒoselyn Lemus-Martin)认为，“如果继续当前的疫苗民族主义做法，那么新冠疫情大流行将持续更长时间，要恢复疫情前的状况将需要至少7年时间”。直到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没有人能真正安全。
(二) 疫苗民族主义拖延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程度最深的经济衰退。房地产、零售餐饮、交通运输、酒店旅游、文化娱乐、能源、科技等多个行业遭受极大冲击。在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中，如果仅仅西方发达国家获得足够疫苗，全球经济仍然无法实现快速复苏。尤其是在贸易和旅游逐步恢复后，世界各国将很难有效控制货物和人员自由流动。如果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新冠疫苗，这些国家的内部安全和经济挑战将跨越国界，外溢到整个国际社会，阻滞整个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延缓全球经济复苏。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言，“疫苗民族主义是不道德的，世界要想加快复苏，就必须共同复苏。在一个各经济体相互交织的全球化世界，合理有效的疫苗分配事实上有助于世界经济更快复苏”。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也表明，“疫苗的不平等分配，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高达1.2万亿美元的损失。即使部分国家实现全民接种，但只要病毒在世界任一地区未加控制，疫苗民族主义将继续提高全球经济成本”。
(三) 疫苗民族主义加剧全球地缘政治对抗
此次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世界各国依旧无法摆脱相互猜忌的行为模式，尊崇本国利益绝对优先的惯性思维。在新冠疫苗的分配和援助问题上，西方国家深受地缘政治和大国战略对抗的羁绊。如美国就大肆利用疫苗外交来提升外交影响力，改善与特定国家的双边关系。而疫苗民族主义的泛滥，将加剧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抗。一方面，如果发展中国家后续研制出更安全有效的疫苗，它们很可能会拒绝向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另一方面，疫苗民族主义将扩大发达国家
和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鸿沟。在无法获得疫苗的情况下，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可能会采取报复性行动，表达对囤积疫苗国家的不满。譬如，非西方国家很可能通过采取限制或禁止出口疫苗制造材料措施，阻断全球疫苗原材料供应链。概言之，西方疫苗民族主义已经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相互交织，加剧了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间的地缘政治紧张。
(四) 疫苗民族主义阻碍全球抗疫合作
疫苗民族主义并非一种新的现象，早在2009 年H1N1流感大流行期间就出现类似问题，即只有当发达国家获得足够的疫苗存量之后，发展中国家才能有机会获得疫苗，当前，新冠疫情仍处于流行阶段，国际社会本应促进疫苗公平合理分配，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争取早日战胜疫情。然而，疫苗民族主义把疫苗当成政治工具，将疫苗分配政治化。与此同时，中国则向多个发展中国家援助疫苗，不断推进疫苗公平分配。部分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罔顾中国在全球抗疫中的引领作用，反而诬称中国以此扩大地缘政治影响。事实上，当前全球疫苗公平分配出现的种种问题，根源在于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人为制造“免疫鸿沟”，推行“疫苗民族主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此指出，“我们必须避免疫苗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策略性地共享有限供应，这才真正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疫苗民族主义极大地阻碍了全球抗疫合作。
(五) 疫苗民族主义阻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随着新冠疫情对全人类安全与发展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在世界高度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才是唯一出路。理念引领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体现了中国在新时代的世界观，以及在开放包容、相互尊重、公正平等的基础上构建公平、合理和公正的全球秩序的愿景，并最终使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真正平等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能引领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也能为全球治理增添动能。就此次新冠疫情而言，将疫苗公正合理有效地推向全世界，其实质就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好的实践。然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始终以本国优先为出发点，将疫苗这种最基本的公共资源和公共产品据为私有，固守以邻为壑的惯性思维，超量采购疫苗剂量，占用他人资源。这种狭隘的疫苗民族主义不仅有违国际道义，更是有
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阻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5 结语
两个世纪以来，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大动荡中，形式多样的民族主义无不扮演着重要角色。此次新冠疫情期间，作为民族主义次生形态的疫苗民族主义，既带有传统的民族主义色彩，又在现实演变中附着了浓厚的西方国家地缘政治经济与国家利益色彩。疫苗民族主义的缘起是历史因素和现实利益共同决定的。
首先，“西方中心论”是疫苗民族主义出现的思想基础。两百年来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和超前发展，为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和国际地位上营造了一种优越感。在全球抗疫合作中，疫苗民族主义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的沉渣泛起。其次，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疫苗民族主义产生的行为根源。为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西方国家大力推行本位主义的疫苗民族主义政策。再次，疫苗民族主义又是一次典型的国际危机演变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现象，深受民粹主义逻辑的影响，也是全球化进程中民粹主义的一个阶段性回落。最后，世界卫生组织因近年来深受大国资本挟持，致其无法对民族国家形成有力约束，也无法规制部分西方国家本国疫苗绝对优先的民族主义做法。
疫苗民族主义已被证明是当前国际社会中一种卑劣的政治运动。当前，全球抗疫正处于疫苗合作的关键阶段，部分西方国家却抛弃团结合作、多边主义、公正平等和互利共赢等价值观，围绕着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配展开了以邻为壑的强权博弈和地缘政治对抗。这种行为呈现出疫苗分配严重不平等、较强排他性和政治化等特征。即使拜登政府公开宣布放弃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保护，但从技术和生产的角度看，依旧无助于解决当前新冠疫苗分配的不公平问题，因为扩大疫苗产量的主要问题不是专利，而是缺乏生产疫苗的必要技术和原材料。在全球新冠疫情危机下，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祭出本国绝对优先的疫苗民族主义，不仅危及世界各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且违背人类最基本的伦理道德。疫苗民族主义在科学与政治之间制造了一个鸿沟，无疑将阻碍全球抗疫合作，不断引发全球疫情浪潮，恶化全球卫生危机，加剧西方与非西方国家间地缘政经博弈，拖延世界经济复苏进程，阻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对于疫苗民族主义，中方持坚决反对态度。中方认为: “疫苗是抗击病毒的利器，是拯救生命的希望，应当服务全世界、造福全人类……反对搞疫苗民族主义，不接受制造‘免疫鸿沟’，更抵制任何把疫苗合作政治化的企图。”2021年3月8日，中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 ，并已无偿向69个有急需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同时向43个国家出口疫苗。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合作治理，为摆脱这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应发挥联合国常任理事的作用，携手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抵制疫苗民族主义，促进疫苗公平、公正、合理分配，尤其是实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分配，继续同有关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疫苗合作，为全球抗疫作出中国贡献。
*文章原刊于《世界民族》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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